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新常态的重要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APEC峰会上也指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重要特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虽然针对经济结构不优的质疑一贯有之,但这些经济结构特征总体上都是与我国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经济结构优化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性事实:一是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三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由此,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呈现出“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特点。

   产业结构: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循发展经济学提出的三次产业发展规律,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并结合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重化工业大国”和“制造大国”。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转换和国内产业发展演进,传统成本比较优势也在弱化,而传统产业出现了大规模过剩情况。应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把握全球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的机遇,不断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中国创造”的标签替换“中国制造”。

  新兴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解决国内消费品短缺的短板,我国加快发展轻工消费品产业,加之放弃了之前的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战略,重工业比例逐步下滑,而轻工业比例迅速上升;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前,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步发展,重工业比例和轻工业比例都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略有波动(见图6-1)。本世纪以来到2008年,随着我国重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重工业在工业中的占比迅速攀升至70%以上,而轻工业则下滑至30%左右的较低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也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高水平。与之相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占比较低,在较长时间停留在5%以下的较低水平。

  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与调整,重工业比例开始逐步下降,而轻工业比例则开始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特征。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也开始逐步回落,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占比大幅提升,2013年在工业中占到了13%以上的份额,为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从行业上看,传统行业利润同比连续下降,2012和2013年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降125%和324%,煤炭行业下降10%和30%,机械行业下降34%和11%。在这种情况下,从2012年开始,我国加快治理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传统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与传统产业发展降速相比,我国高技术产业,特别是战略新兴性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201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13%,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也超过了5%(见图6-2)。根据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到2020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四个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为先导产业,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以上,部分产业和关键技术跻身国际先进水平,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未来,以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为主要发展方向的现代产业将成为我国重要的产业导向。

  新型业态将重塑商业模式

  2008年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服务经济发展开始提速,二产占比开始小幅下降,而三产比例开始逐步上升,2013年三产比例首次超过二产比例。在这个阶段,服务业主导地位开始显现,而与之相对应的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传统服务业总体下降幅度较为明显,而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其占比也大幅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出现短暂下降趋势后开始恢复到35%以上的历史较高水平,特别是金融、专业服务、现代物流等高端生产型服务业发展迅猛,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代表新一代业态模式的互联网经济近年在我国发展迅速。根据麦肯锡的研究,2013年我国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4.4%,占比已经超过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互联网经济规模总量仅次于美国(见图6-4)。在他们的研究中,考虑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和各行业的运用程度,预计2013-2025年,互联网将帮助我国提升GDP增长率0.3~1.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在这十几年中,互联网将有可能在我国GDP增长总量中贡献7%-22%;到2025年,这相当于每年4万亿到14万亿元人民币的GDP总量。事实上,我国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开始逐步改造旧的商业模式,逐步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坚实保障。

  新式组织将改变生产方式。集聚发展、规模发展是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的重要组织方式。建国后,我国为了加快推进工业化,实行了以“厂区”为基本单元的集聚模式,实现了重工业的规模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经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建设,通过空间集聚和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正在被一些后发工业化国家所模仿。

  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推进,前期以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为动力建设的产业集聚区不计其数,而大量传统产业也面临着过剩的危险。因此,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的生产组织要相对集中,必须有效化解地方的产业保护主义和区域市场分割,在传统产业领域加快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促进生产相对集中,让产业资源在区域间流动起来并优化配置,这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方面。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未来我国产业发展的组织将会更为集中,各地区产业趋同的现象有望得到一定程度地遏制。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向产业领域渗透,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在全球展开。第三次工业革命起始于现代网络理论和人工智能理论的科学突破,推进工业技术范式呈现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特征,形成大规模定制模式的生产组织模式,导致生产要素从低端制造工序流向高端制造工序以及从非个人服务部门流向个人服务部门重配,并由此对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在新一轮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以产业边界模糊化、组织网络化和集群虚拟化组织特征的“大规模定制模式”成为工业领域的主要生产方式,形成了以“可重构制造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生产组织系统,增强了产品零件的通用性,使得工业生产包容性和灵活性更为突出,极大降低了工业产品开发费用以及生产环节的制造成本,增加顾客可感知的外部多样性。在这种趋势下,我国新常态的产业组织方式可能也面临着另一个方向的调整,那就是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大规模企业的作用将不如往日,而小微企业作用将更加凸显。